数化万物，智在融合。
数据在“云端”比对碰撞，“数字引擎”释放出法律监督新动能，全国检察机关探索的步伐正在加速迈入“数字蓝海”——立足于落实党中央对数字中国建设的布局，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经过深入调查研究，逐步确立“业务主导、数据整合、技术支撑、重在应用”的数字检察工作机制，从理念上立起数字检察的“四梁八柱”。各地检察机关从实践中细化路径、夯实底座，深度挖掘检察数据价值，让更多“沉睡数据”被充分激活和运用。
数字时代，未来已来。
当法律监督与被激活后的数据相遇，当办案融入“数字”，“1+1大于2”的效果不断显现——全国检察机关研发运用的模型已达6000多个，利用模型挖掘线索62.1万余条，监督成案13.8万余件，助力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监督办案8万余件，向相关行政机关移送案件线索4.9万余件，挽回各项经济损失107.8亿余元，一批社会问题得到治理，初步产生“数字赋能监督，监督促进治理”的规模效应。
何为数字检察？今年6月，最高检党组在最高检北戴河检察技术保障中心与数字检察工作专题研修班学员座谈时给出明晰答案——数字检察是数字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数字中国在检察机关的具体体现，其根本是赋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促进检察办案更加公正、检察管理更加科学、检察服务更加精准，推进检察工作现代化。
而作为这项开拓性工程的参与者，各级检察机关必须主动跟上、适应数字化时代大势，强化大数据战略思维，站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实现检察办案理念、模式、机制的重塑性变革，开辟全新的检察监督路径。
“我院运用大数据监督模型发现违法占地案件线索6件，依法启动监督程序，现已督促行为人将违法建筑物全部拆除，涉案的1.68万余平方米基本农田、林地也恢复了原种植条件。”近日，河南省西峡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开展了“裁执分离”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案件“回头看”工作，该院检委会专职委员朱志海介绍说。
今年4月，西峡县检察院针对涉土地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排查量大、线索发现难、精准度不高等问题，主动构建大数据监督模型，对采集到的裁判文书、执行文书等监督数据进行比对、关联、碰撞、筛查，系统分析后形成“裁执分离”监督案源线索，切实提高了监督精准性。
依托自主建设的“数字未检”工作平台，在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检察院未检“一站式”办案区大屏幕上，相关信息实时传输，各种线状图、柱形图、饼状图让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一目了然——依托这一平台，该院搭建法律监督模型，整合有关数据，做好应用，激活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数字生产力，达到事半功倍的工作成效。
各地检察机关在实践中形成共识：关注个案办理中发现的监督点，从“小切口”入手，研究梳理监督逻辑规则，提出建模业务需求，构建类案监督模型，实现“四大检察”全覆盖。
今年5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年）》对数字检察工作予以积极评价：数字检察广泛应用，为提升履职效能提供有力支撑。
从互联网地理信息系统获取全区酒吧、网吧、电竞酒店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的位置信息7000余条，通过结构化处理形成基础信息数据库；
与教育部门建立协作机制，通过该区教育和体育局获取298条学校信息，形成扩展数据库；
实时获取12345热线平台线索，并通过合理设置关键词从中筛选校园周边相关线索，作为监督模型数据库的重要补充；
……
今年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检察院以加强校园周边违规经营监督为切口，深化数字检察建设，畅通多个渠道，进一步拓展数据来源。
法律监督效能与“数据池”的大小密切相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数字检察的深度与广度。为此，最高检制定了检察机关共享执法司法信息需求清单，指导各地检察机关打破数据壁垒，跨域协同推进——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坚持把党的领导政治优势转化为数据赋能优势，及时向市委及政法委请示汇报数字检察工作重大事项、重要进展，争取数据支持；
贵州省人民检察院对接全省企业法人基础信息库、大数据发展管理局行政处罚信息等政务数据共享平台20余个，并将这些接口接入全省检察数据应用创新平台；
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加强与当地大数据局、税务、金融、市场监管等行政机关对接，建立健全数据共享共用长效机制……
伴随数字检察战略的深入推进，各地检察机关积极稳妥拓宽数据来源、完善数据标准，坚持在做实数据的安全汇聚、管理应用上动脑筋、下功夫，规范建设“数据仓库”，建立健全数据共享共用长效机制。
“有了这个平台，不仅节省了我们研发的时间和成本，还可以在上面直接传数据、选模型、搭模型、筛线索，真是太方便了。”“一套规范全国适用，一个平台全国通用，一地研发多地应用，直接拓展了各类模型的生命周期。”……不久前，由最高检组织研发的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管理平台在部分检察院运行，收获良好反馈。
今年以来，最高检成立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管理平台课题组，组建课题实施项目组，深入加强研究论证，助力数字检察战略落地见效。目前，该平台已在全国100余家检察院试用，导入数据表500余份，上架模型近50个，还有200余个模型正在逐步上架过程中。
自最高检部署数字检察战略以来，各地检察机关持续探索创新，强化技术支撑，不断丰富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的应用场景和功能。
作为数字检察工作的先行地，浙江省检察机关建设形成了“两平台一中心一端+一体化”的数字检察整体架构：检察大数据法律监督平台（指向数字办案）、“检察+”协同共治平台（指向诉源治理）、检察业务质效管理中心（指向办案智辅和案件管理）、浙江检察App（指向检察为民）和政法一体化（指向政法协同办案）。
瞄准监管领域薄弱部位，青海省各地检察机关构建多个监督模型，有效解决柴达木盆地水土保持、黄河流域环境治理等领域过去想解决解决不了、解决不好的治理难题。
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系统推进，各地检察机关注重发挥基层首创精神，及时总结数字检察建设好经验好做法，形成一地创新、全系统共享的良好局面。
各地检察机关围绕法律监督的深层次需求，通过大数据的关联分析、深度挖掘，将传统的“被动受案、个案办理”监督模式，向由个案到类案、被动到主动、办理到治理深刻转变，推动“量”与“质”双提升。
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构建机动车驾驶证吊销法律监督模型，从检察业务应用系统、“两法衔接”平台、驾驶员及车辆注册管理系统、禁毒信息综合应用系统、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管理系统等接入数据，截至今年9月，已筛查推送驾驶证应当吊销未吊销线索3886条、从业资格证应当撤销未撤销线索5731条，其中持证驾车再次违法犯罪线索55条。
北京市检察机关今年1月至9月，受理“四大检察”案件104531件，同比增长69%。其中，数字检察对监督线索发现、监督案件办理的贡献率分别达到69.2%、69.6%，数字检察监督案件占全部监督案件的59%，在增强履职效能上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
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
当前，在最高检党组的部署推动下，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一幅幅“以数字检察辅助监督办案、以数字检察优化检务管理、以数字检察助力检察为民、以数字检察促进诉源治理”的图景，渐次展开。数字检察已逐步深入“四大检察”的全场景、全领域、全流程，新时代法律监督工作已走上“数字快车道”。
